病理学史连载文艺复兴时期的病理学
作者：（美）ESMONDR.LONG著沈士亮邱晶译
来源：病理学史
文艺复兴时期，复活的古老经典恰逢印刷术的春风，克里斯多弗·哥伦布（ChristopherColumbus）、路德（Luther）、哥白尼（Copernicus）和维萨里（Vesalius）开启了新的世界，病理解剖学也作为一门单独的科学开始了求索之路。
我们已经了解到人体解剖学研究的价值如何被十二到十五世纪的新兴大学所发掘，又如何在伽林的权威笼罩下归于沉寂。解剖结构的变化与疾病相关是显而易见的，伽林对此的系统性总结如今看来已少有可取之处。然而当时的人们对这些变化却不甚 每个时代都会有独立的意志，此时自然也不例外，而新的自由赋予了他们机遇。在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deMedici）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的引领下，佛罗伦萨城鲜活多姿，在这里，医生安东尼奥·贝尼维耶尼（AntonioBenivieni，约—）成为了新时代医学的开路先锋。他的成就或许完全仗印刷术的出现，但更可能是新生的思想者与热忱的时代相结合的产物。
他的生平相当不详，显然出生于佛罗伦萨并在那里行医愈三十载，但求学何处、师从何人却不得而知。安东尼奥过世五年后的年，他的兄弟杰罗姆（Jerome）整理出他细心保存的病例记录，并在他的老友、著名医生珍·罗莎托斯（JeanRosatus）的鼓励下成书出版，若非如此，我们将完全不知道此人的存在。这本经典小书名为Deabditisnonnullisacmirandismorborumetsanationumcausis，注意“abditis”一词。自爱拉吉斯拉特之时起，这是医生第一次可以不受约束地通过例行尸检来探求病症的“潜藏”或内部原因。这本书由一百一十一篇短篇组成，包含了贝尼维耶尼或他的朋友所进行的二十例尸检的发现。
书的开篇描述的是高卢病（MorbusGallicus）。与文艺复兴一同到来的还有梅毒，这一新的灾祸在欧洲快速蔓延，贝尼维耶尼的寿命也因此打了折扣。但在人生末年他显然对该病进行了大量观察，并准确描述了它的表面症状，包括颅骨侵蚀——比起现在，这一病症在当时似乎更加普遍。
然而这本书的精华则在于尸检中的观察。就目前所知，向病人家属申请对病情不明的死者进行尸检，贝尼维耶尼是第一个。鉴于现下存在一种奇怪的错误倾向，即突然给每一门科学指定一位创始人，他常被称为病理解剖学之父。
但他终究没有为一门学科的建立打下什么基础，并受时代影响迷信鬼神，所引用的科学权威亦未超出伽林的范畴。也不能说他对后人的科学思想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尽管许多人引述了他的言论。他最伟大和长久的贡献在于所开创的先例。
书中的描述都十分简短，须知实际措辞可能部分是由杰罗姆·贝尼维耶尼完成的。尸检完全是为了确定疾病所在的部位，或者解释涉及某一特定器官或部位的症状。他们切割（“incidere”）尸体，而不是像后来的莫干尼（Morgagni）那样解剖（“dissecare”），结果当然也相对粗略。
安东尼奥·贝尼维耶尼书中的一页，出版于年
有些比较有趣的病例值得一提：
第36例：一位姻亲吐出全部饮食，无法进食或服药，逐渐形销骨立，终至死亡。贝尼维耶尼“为了公众利益”解剖了尸体，发现其胃部硬结直达幽门，阻止食物通过。这个病例显然是梗阻性幽门癌。
第81例：“仅由风导致的死亡”（“exsoloventomorssubsequuta”）。此病例一切正常，只是内脏充满气体。半个世纪之后的多东斯（Dodoens）推定这是肠道充气，即鼓胀症。这一情况可能是麻痹性肠梗阻的一种，但它究竟是由未被发现的腹膜炎、肠系膜血管栓塞还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远隔四个世纪的今天已无法判断。
第83例：一名上了绞刑架的强盗死而复生，他再次犯罪被捕，这次真地被绞死。“震惊于此人之恶”，贝尼维耶尼写道，“他们（他的同伴）煞费苦心争取了一次尸检”，然后惊讶地看到一颗“塞满毛发的心脏（(corpilisrefertum)”。结合医学文献中记录的一个以往的病例，贝尼维耶尼和他的朋友们相信，这种情况不仅与大奸大恶的品行有关，同时也是“罕见的顽强的一种标志”。别忘了这些人生活在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年代。此例毫无疑问是一种简单的纤维性心包炎，且当时肯定还有其他损伤，只不过被贝尼维耶尼的朋友们——也就是尸检的执行者忽略了。
第93例：“一位名为蒂亚曼提斯（Diamantes）的贵族妇女，被结石折磨，最近去世。”但这并不是贝尼维耶尼所熟悉的常见胆囊结石，本例中“结石并不像预期的那样存在于胆囊，仅一颗除外，这一颗呈黑色，大小如同包在壳中的大干栗子；其他的都在膜层中，膜层悬挂于肝脏外，形成囊状。”这些观察十分细致，虽然发现这些情况不难，但能描述得如此准确实属不易。“像预期的那样”这一表述说明贝尼维耶尼非常熟悉普通胆石病。
书中提到的一件事很耐人寻味。一名病情不明的肠梗阻患者家属拒绝尸检，这令贝尼维耶尼沮丧不已（“Sednescioquasuperstitionversinegantibuscognatis”）。显然，他常常能够成功令死者家属认识到查明病情的价值，因此偶然劝说失败才会如此郁闷。
并非所有描述都很清晰，如“存在于肠系膜静脉之间并将其堵塞的痂”。此例中，他看到的更可能是结核病或伤寒症引起的淋巴结肿大，而不是一般认为的肠系膜血管栓塞，后者更为罕见。对于增大的淋巴结或结节（皮肤肿块），贝尼维耶尼追随的古希腊人所倾向的解释是，凝固的体液阻塞了静脉（参见第二章的伽林）。
他必定将重点放在了明眼可见的现象上，而常常忽略了本质的损伤，多次将死后变化误认为病理损伤。他细心地注意到心脏“息肉”，如同其后将近三个世纪的病理学家一样，而这当然只是简单的死后血液凝块。我们不能在此耽搁太久，但应该知道他对以下情况都有精彩描述：可能由结核导致的髋关节脓疮；佛罗伦萨几位老绅士的老年性腿部干性坏疽，“希腊人称为坏疽的黑色溃疡”；几种疝气；瘘管，包括膀胱直肠瘘；肋骨溃疡；龋齿继发的颌骨溃疡；灼伤后的瘢痕；暹罗双胞胎；以及在外科上有价值的许多其他损伤。他是一名优秀的操作者，外科医生和病理学家一样，都会觉得他的书具有历史意义。诚然，对于观察到的病情，他的解释完全都基于陈旧的体液病理学，但他竭尽所能探索疾病所在的器官部位，却是前进了伟大的一步。
亚历山德罗·贝内代蒂（AlessandroBenedetti，约—）与贝尼维耶尼同时代，普奇诺提（Puccinotti）认为他是贝尼维耶尼的学生。他是著名的帕多瓦解剖教研室的解剖学教授以及创办者之一，后来的维萨里、哥伦布、阿卡佩登特（Aquapendente）的法布里（Fabricius）与他的学生哈维（Harvey），以及更晚的莫干尼都曾为这间教室增光添彩。在克里特（Crete）任军医期间，贝内代蒂著有一书，书中有大量的原始记录，包括胆结石、心脏异位及其他病理学发现。后世的医学作家十分推崇贝内代蒂，他极大地深化了病理解剖的观念，足与贝尼维耶尼相提并论。另外，在瘟疫病毒的传播和梅毒的传染方面，贝内代蒂也有着令人瞩目的敏锐观察。
稍晚于贝尼维耶尼，我们迎来了重量级人物贝伦加里奥·达·卡尔皮（BerengariodaCarpi，—）。他是博洛尼亚大学的外科学教授，自诩解剖尸体过百，而根据奥尔巴特的说法，这其中有些可能是猪的。贝伦加里奥当然也解剖过人体，且满怀热情。他对蒙迪诺著作的评述是前维萨里时代解剖学的一部伟大作品，尤以其中插图最负盛名。书中提到了心脏扩大及其他身体异常。贝伦加里奥是本韦努托·切利尼（BenevenutoCellini）的好朋友，后者直白地写道，达·卡尔皮是“一位声望极高的外科医生”，他“在治疗别的疾病的时候，也接收得了号称法国病的绝症患者”，当然收费很高，“这种病好发于牧师，尤其是那些富有的。”但是，诚实的切利尼补充道，在他离开罗马之后，“经他医治的所有病人都病得比他来之前严重一百倍，如果他还在这里，他铁定已经被杀死了”。但机智的贝伦加里奥已踏上旅程，在强调人体解剖的道路上一如既往地走了下去，如果不考虑他的治疗结果，那么就如拉耶（Rayer）所说，他以身作则促进了病理解剖学的发展。
同时期的吉罗拉莫·伏拉卡斯托罗（GirolamoFracastoro）是一位多才多艺的医生、诗人、宇宙学家和自然哲学家。在病理学方面，他最受 然而伏拉卡斯托罗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名占星家，听起来可能不可思议，但就梅毒这样明显具有传染性的疾病，他一开始竟愿意相信，其诱因包括行星的恶性影响，尤其是火星和土星。梅毒在当时是一种蔓延迅速的瘟疫，且由于条件限制，人们即便没有忽略其性传播方式，至少一度是不确定的。一般认为该病起源于西班牙，由哥伦布的船员从美洲带回，其后之所以在意大利大暴发，是因为法国国王查理八世（CharlesVIII）围攻了曾是阿拉贡（Aragon）王朝属地的西班牙城市那不勒斯（Naples），他的军队中有西班牙雇佣兵。法国人将这种新的疾病称为“那不勒斯病”，那不勒斯人则以“高卢病”回敬之，后一称号显然流传更久。伏拉卡斯托罗在他的著名诗篇《西佛里斯──高卢病》（SyphilissiveMorbusGallicus）中引入了“syphilis”一词，这是一位虚构的英雄人物的名字，他因亵渎太阳神而染上此病。十六年后的年，伏拉卡斯托罗发表了一篇更为严谨的散文研究，在文中明确强调了梅毒的性传播来源，并准确描述了该病的临床过程，从最初的生殖器官病变到后期的口腔、咽部及骨骼损伤。这之前的年，威尼斯的尼古拉斯·马萨（NicholasMassa）已经描述过尸体中的梅毒瘤，称其为“白色粘稠物（materiaealbaeviscosae）”。
伏拉卡斯托罗同贝尼维耶尼和其他许多杰出的医生一样，详细推论了梅毒的来源，却并未解决实际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问题的解决直到今天也没有更多进展。年是有名的一年，不仅那不勒斯，巴塞罗那（Barcelona）也经历了一次梅毒暴发，但苏德霍夫认为那不勒斯的那场瘟疫可能根本不是梅毒。鲁伊·迪亚兹·德·伊斯拉（RuyDíazdeIsla）或许是第一个提出梅毒来源于美洲的人，这个观点出现在他的一部作品中，该书完成于左右，但多年之后才出版。他声称，年哥伦布的船员从海地（Hayti）返回欧洲时，自己曾为他们治疗过这种疾病。新大陆伟大的历史学家奥维耶多（Oviedo）和拉斯·卡萨斯（LasCasas）也都支持梅毒来自美洲的观点。
另一方面，很多医学史家相信他们在年以前的医学文献中找到了关于梅毒的记载。十六世纪中期的多东斯（Dodoens）坚称，萨利切托（Saliceto）的威廉（William，）、伯纳德·戈东尼斯（BernardGordonius，十四世纪）以及塔兰塔（Taranta）的瓦勒斯卡斯（Valescus，）都曾描述过梅毒。但不论来源如何，这一疾病显然在十五世纪末期突然流行，并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席卷了整个文明世界。梅毒引起的多种病变之间有着离奇的相异性，这着实给病理学出了一道难题，在二十世纪以前一直未能完全解决，而它的解决过程则涉及到许多著名人物，包括费内尔、巴累（Paré）、巴拉塞尔萨斯（Paracelsus）、朗契西（Lancisi）、莫干尼、约翰·亨特（JohnHunter）和微尔啸（Virchow）。
人们常将十六世纪称为解剖学的世纪，却普遍忽略了这个世纪病理解剖学的发展仅仅稍逊风骚。解剖在欧洲各大学的普及势必带来病理发现的稳步累积。
维萨里（Vesalius，–64）、哥伦布（Columbus，?–）、法罗比奥（Fallopius，–62）和欧斯塔希乌斯（Eustachius，–74）都有病理学的观察发现。维萨里熟悉主动脉瘤（该病最早的描述来自于蒙彼利埃的安托万·萨波塔（AntoineSaporta，逝于年）），并于年在奥格斯堡（Augsburg）一位贵族身上诊断出这种疾病，这是一例活体病例。两年后患者过世，奥格斯堡医生完成尸检，确认了他的诊断。维萨里也曾进行多次法医尸检，按照申克·冯·格拉芬贝格（SchenckvonGrafenberg）的说法，他曾有意将病理发现单独结册出版，或许已经完成了手稿。如果确有其事，那么这些手稿很可能是在他前往西班牙之前散失的，某次他情绪失控，焚毁了许多稿件。抱着这些手稿可能幸存的一丝希望，驻马德里（Madrid）的法国大使曾在年展开搜寻，但无果。维萨里的追随者欧斯塔希乌斯晚年被通风折磨，在某次记录病变的肾脏之时，他曾懊悔没有趁年轻力壮时有针对性地进行病理解剖学研究，而仅仅 诚然，公开解剖的对象多数是被处决的罪犯，这些人在行刑时大都处于青壮年，身体健康。这样的来源本难以提供大量的病理解剖实例，尽管偶尔也会有意外发现，贝尼维耶尼就曾遇到过（第83例）。但需知私下的掘墓解剖也并不稀少，死者死于“自然原因”，也就是疾病，解剖者如果足够敏锐，就会有病理解剖学的观察发现。最后是贝尼维耶尼所进行的这种尸检解剖，这种情况中，病人生命末期的临床信息是已知的。佛罗伦萨人成功获得尸检许可，提出申请即可获得保障，与现在完全一样，这说明，名医的尸检研究不再被外行大众视为亵渎神明。事实上，如果有需要，教会高僧的尸体也会成为尸检的对象。年，教皇亚历山大五世（AlexanderV）在博洛尼亚离奇猝死，彼得罗·德阿格拉塔（Pietrod’Argellata）对其进行了尸检，后来还在他的《外科学》（Surgery）一书中描述了检查情况。
整体上，有关疾病引起的器质性变化，大量信息正在不断累积，成为伽林理论的佐证和外科观察的补充。第一位编纂这些新知识的是十六世纪最伟大的医学人物之一——亚眠（Amiens）的让·费内尔（–）。要说明这个世纪上半叶所取得的进步，对比贝尼维耶尼与费内尔的主要作品就是最好的办法，若说前者是在黑暗中摸索前进的勇敢先锋，那么费内尔则已成长为一位成熟的病理学家。
这位了不起的人物于年出生在皮卡第（Picardy），早年爱好哲学和古代语言，一度也曾致力于钻研数学，加里森认为他后期的逻辑分类倾向毫无疑问与这种训练密切相关。他同时也学习医学，年当上医生，年成为巴黎大学的医学教授。他的能力很快为他带来了大量的实践机会，其对象包括法国宫廷的贵族。他是普瓦捷（Poitiers）的狄安娜（Diana）的私人医生，后者是皇太子的情妇，皇太子继承皇位成为亨利二世（HenryⅡ）后，他成为国王以及著名的凯瑟琳·德·梅迪茜（CatherinedeMedici）王后的侍医，在这对王室夫妇的所有行程中随侍。
插图V让·费内尔（JEANFERNEL，–）
费内尔行医治病的工作已十分繁重，但在工作间隙，他仍然热忱而勤奋地收集整理希腊和阿拉伯前辈的医学知识，后果是他自身的健康不堪重负。他有时被称为法国的伽林，却也常被看作最早试图摆脱伽林束缚的人之一。在医学史上，他率先脱离古人的体液、气质和灵气学说，创建了一种更为理性的病理学理论，所著病理学各论的组织方式几乎达到了现代水平。他的著作《通用医学》（UniversaMedicina，）分为生理学、病理学和治疗学三部分，成为整个欧洲的医学标准。
费内尔将疾病分为综合与特殊两种，前者发生的部位不定（“morbidincertaesedis”），后者定位于某一器官或部位。发热属第一种，另又细分为单纯型、腐败型和瘟疫型。为了条理清晰，特殊疾病也被分为三组：（1）影响横膈膜以上的部位，（2）影响横膈膜以下部位，及（3）外部疾病。他又进一步区分了（1）影响器官某一部分的简单疾病，（2）影响整个器官的复合疾病，以及（3）干扰部位之间正常关系的复杂疾病。
和我们现在一样，他也区分了症状和征兆，后者主要包括脉搏和泌尿异常。有一段时期，呆板的庸医仅凭肉眼观察患者的一瓶尿液，就煞有介事地诊断从失恋到麻疹的一切疾病。同时也是数学家的费内尔写有一篇题为“论尿量多寡之意义（urinaecopiaetpaucitas,quidindicet）”的文章，强调尿量变化的意义，思想十分先进。他注意到泌尿与排汗的互补关系，以及肿瘤和结石对泌尿通道的阻塞作用。
费内尔的《病理学全七册》（PathologiaeLibriⅦ，）是第一部称得上病理学教科书的医学著作，在最后三册中，他简明扼要地汇编了当时有关病理器官异常的知识精华。此处我们只能就作品的组织结构作简短介绍。在脑部疾病的讨论中，他意识到髓质或脊髓受压迫可能是导致瘫痪的一个原因，但对此的解释基于体液学说，十分异想天开。他将肺部的空腔（“脓腔”）与脓疮混为一谈，可能是混淆了结核病与化脓过程。但在他的一部《医案》（Consilia）中，却有一则简短的尸检草案清楚描述了一例普通的慢性溃疡性结核病例。
胃部癌症被他归到“脓疮”一类，这个词在当时仍然是肿胀的通用名；书中还提到了肿瘤溃疡和腐蚀导致的胃溃疡。他按顺序分析了隔膜以下部位的疾病：胃，肝脏，胆囊，脾脏，肠系膜和“被称为胰腺的部位”，肠道，肾脏，子宫及其他生殖器官。最后一章讨论梅毒，对此费内尔可谓见多识广，事实上，在混乱的法国宫廷行医的人都不会对这一疾病感到陌生。他区分了梅毒的四种类型，提示了现代所划分的四个阶段。
他的描述中时而存在某些偏见，这意味着特定病情描述可能出自对假设而非实际观察。他将肝脏和肾脏的以下情形列为常见异常：“阻塞，硬癌性炎症，脓疮和溃疡”。这两种器官的排出通道被结石堵塞的情况，他显然都十分熟悉，而所述肝脏硬癌性炎症可能包括肝硬化，这点我们可以从“质地坚硬（praeternaturamdurus）”这一描述中判断。但是他似乎并未过多 年，他对一名九岁女孩进行尸检并将其病况描述为“肠梗阻”，而实际情况毫无疑问是阑尾炎，这是年海斯特（Heister）发现阑尾炎之前，关于该病的唯一一例明确记录。他率先研究动脉瘤，是最早提出某些动脉瘤来源于梅毒的人之一。在癌症方面，他是一名彻底的伽林派体液学家，但已经了解到内部癌症的普遍存在。他将浅表的结节状物称为肉瘤（“sar 总的来说他有着十分渊博的病理解剖学知识，虽然关于灵气中毒或体液病因的说法现在看来是无稽之谈，但他将疾病定位于实质部位，极大地促进了解剖学观察向更准确的方向发展。在知识的总结归纳方面，他远远超前于时代，作为当时的教科书，他的《病理学》并不逊色于两百多年后马修·贝利（MatthewBaillie）的版本。他的同辈及下一代的追随者大都满足于堆砌观察结果，而并不将它们整理成体系，这点上费内尔可说是一览众山小。
当时的其他分类中，最重要的是巴塞尔（Basel）解剖学家菲利克斯·普莱特（FelixPlater，–）的版本。这位解剖学家在五十年的时间里解剖尸体超过三百具，留下大量具有病理解剖学价值的观察发现。普莱特同时是一名执业医生，他也根据症状划分了疾病种类。他的病理学发现包括舌下结石、巨人症（身高九英尺的男性骨骼）、脑瘤、一名婴儿的胸腺肥大、肠道寄生虫，以及与终末期水肿有关的囊肿性肝脏和肾脏。他的著作被后世的汇编者大量引用。
同世纪的沃尔彻·科伊特（VolcherCoiter，–约）热衷于探寻病理解剖结构的成因。他生于格罗宁根（Groningen），后在纽伦堡（Nuremberg）行医，是法罗比奥的学生，自身也是一位杰出的解剖学家，曾多次力劝当局全力支持相关政策，对死于严重或疑难疾病的人进行尸检。他深信病理解剖研究的重要性，为此放弃了私人诊所，做了一名军医，以增长病理解剖领域的见识。病理学方面，他最突出的成就是描述了脑膜炎和脊膜炎。
同时期的意大利人、曼图亚（Mantua）的马尔塞洛·多纳托（MarcelloDonato，十六世纪下半叶）同样坚定地支持尸检。其著作《可敬的医学史》（Demedicinahistoriamirabili，曼图亚，）中有一段严肃的训诫，直白地陈述了病理学家长久以来的两个问题，值得在此复述，全文如下：“颁布尸检禁令的人应当认真反省其过错。病人死亡后，其尸体很快将成为蠕虫的食物，因此反对解剖病因不明的尸体对于这堆无生命的物质毫无意义，却对活着的人们造成严重损失；因为他们阻止医生获取知识，而这些知识可能解救受类似疾病迫害的人。出于懒惰或抵触而宁愿停留在无知的黑暗中、不愿努力探索真相的医生同样应当受到谴责，这样的行为有愧于上帝、他们自己以及整个社会。”（摘自伦瓦尔的《医学史》，贡梅格尼译）。
这本书主要收集了其他人观察到的异常情况，包括贝尼维耶尼、维萨里、哥伦布、多东斯以及另外一些名气较小的人。这类汇编活动很快变得普遍。多纳托花了十一年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且特别沉迷于一些离奇的故事，比如汗血和输尿管排出麦粒。尽管如此，他还是留下了一些有价值的记录，其中有一例直肠癌记录，是关于这一疾病最早的准确的病理解剖学描述。患者是一名严重便秘的老人，其直肠连一根蜡烛也无法通过，尸检发现，直肠上部区域严重收缩，其中有一块突出的腺状肿瘤。
以上是新兴的病理解剖学在意大利、法国、瑞士和德国的发展情况，而在荷兰，以郎伯特·多东斯（RembertDodoens）和皮埃特·冯·弗瑞斯特（PietervanForeest）为代表的科学家也为这门新学科的发展贡献了力量。多东斯可能更多地是以对植物学的贡献闻名，他是莱顿（Leyden）大学的植物学教授，那时候，植物学和解剖学的教授职位通常是合并的，在职者同时行医，这种情况在荷兰尤其普遍（参见后文中关于勒伊斯（Ruysch）的部分）。
多东斯（–）最初在卢万（Louvain）求学，后广游法意德，与当时最著名的医生沟通交流，深刻认识到尸检对于理解疾病的意义。他在《罕见医学案例》（Medicinaliumobservationumexemplarara）一书的献词中提到，希波克拉底和伽林并未享受到尸检带来的益处，并补充道，“后来者则有着极大的优势，可以打开人体，研究隐藏的疾患和潜在的病因”。这本书和多纳托的类似，是一本罕见案例的集合，不同的是它们都来自多东斯本人的实践。书中描述了五十四个病例，但具有重要意义的较少。
这部作品的主要优点在于其报告方法仔细区分了主客观内容。书中的五十四个案例中仅少数包含尸检记录，而但凡有此记录，则病例报告格式一律如下：（1）临床病史；（2）尸检，严格以客观术语记叙；（3）分析，或多东斯对病例的主观解释，以及引用的文献和其他相关材料。
这些病例记录包括：狂犬病，发病于被犬咬伤三十七年后（无尸检）；扁桃体脓肿；纤维素性支气管炎，咯出支气管管型，最终死于肺出血（无尸检）；肺部坏疽（米尔贝克（Meerbeck）认为是肺梗死，有尸检记录）；一名六十岁女性的胃溃疡，患者上腹疼痛多年（有尸检记录，但描述溃疡出现在胃的外侧及相邻器官上，因此并不清楚）；以及一个复杂病例，患者一只脚坏疽，出现恶病质，并有明显的晚期腹膜炎，这些可能是恶性肿瘤的继发症（有尸检记录，但报告过于简短，难以理解）。多东斯自然也是用体液理论的术语来解释这些实质部位的损伤，例如，他认为中风是因为黏液乱窜，突然堵塞了脑室，这些黏液中常混有血液。在此我们可以看出，从古代一直到卫普菲（Wepfer）的时代，人们对脑出血和脑膜炎始终有所混淆，多血性和浆液性中风的区分就隐约体现了这一点。
代尔夫特（Delft）的皮埃特·冯·弗瑞斯特（–）有“荷兰的希波克拉底”之称，他不像当时其他人那样对罕见病例感兴趣，而更关心常见病。他出版了约一千例病例记录，表现出对病理解剖的 这段时期最伟大的汇编者当属约翰·申克·冯·格拉芬贝格（JohannSchenckvonGrafenberg，–98）。他的学业主要在古老的大学城宾根（Tübingen）完成，在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行医一段时间后，他定居弗莱堡（Freiburg），做了一名城市医生，年逝于当地。晚年（–97）他完成了伟大著作《医学罕见病例……全七册》(Observationummedicarumrararum...libriⅦ)，这部书在年以前曾多次再版。书中摘录了他一生所读医学文献中的观察发现，在此基础上他补充了本人及亲朋的大量实践经验。书中许多引文是尸检发现的概括。参考文献出处明确与索引编排有序是其显著优点。
全书多达页，按惯例以当时医学界名人的赞美之词与美好祝愿开篇。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阐明自己的观点，论证对情况不明的病例进行尸检所具有的教育意义，申克在书的引言中引述了古今许多大人物在这方面的言论，包括伽林、普林尼（Pliny）、阿里桑德罗·贝内代蒂（AlessandroBenedetti）、约翰·肯特曼（医生与矿物学家，–74，对人体内的各种钙质沉积物非常感兴趣）、微尔啸·科伊特和马尔塞洛·多纳托。该书采取了常用组织方式，依据涉及解剖学上某一部位的症状，从头部开始进行记述，后来的博尼特（Bonet）等汇编者也都沿用了这种方式。
申克的书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捷径，能更方便地了解西尔维亚斯（Sylvius）、维萨里和哥伦布的大量病理学发现，这些内容原本分散在他们本人的、更为严格意义上的解剖学著作中。自希波克拉底时代起的医学作家基本都没有遗漏。书中提到阿文祖尔的“胃瘤”，甚至还记载了鲍安（Bauhin）发现的中风死者开颅时血液喷出的情形，以及盖尼鲁斯（Garnerus）在年的一次解剖中观察到的重23磅的脾和11磅的肝脏——这很可能是一例脾肿大性髓性白血病；书中引用的病理学发现，其涵盖范围之广由此可见一斑。申克本人的观察中，关于肠道寄生虫的记录尤其值得称道。整体上，这部作品距现代病理学教科书仍存在很大差距，但它将病理学的观察发现以一种便于现代人理解的方式呈现出来，仍不失为一部杰出的汇编著作。
外科医生拥有研究活体病理变化的特殊机会，自然也为病理学的发展作出了大量贡献，这其中首推安布鲁瓦兹·巴累（AmbroiseParé，–90）。在他的著作《外科学》（Surgery）的背景简介中，这位强壮的法国医生用通用法语普及了维萨里的理论，从而用解剖学的成果推动了病理学进步。巴累来自理发师医生的阶层，因无法使用拉丁语写成论文而没能进入圣·科姆（St.C?me）学院，是第一个敢于在科学出版物中使用母语的人。因为他，我们第一次能够听到法语版的肿瘤“tumorscontrenature”而不是时人崇尚的拉丁说法“tumorspraeternaturam”。虽然他对这些肿瘤的解释比之伽林并无丝毫进步，但留下了一些优秀的描述，表现出对内部癌症的熟悉。此外，他十分重视乳腺癌腋淋巴结肿大的现象，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此时的人们正逐渐认识到癌症转移的现象。他在治疗枪伤时首次省去了刺激性的沸油冲洗，预示了后来的无菌操作，这个故事人们耳熟能详，此处不再赘述。巴累熟知动脉瘤，不仅外伤所致的类型，还包括内部动脉瘤，和费内尔一样，他也认为梅毒是该病的一个诱因。
同时期的希尔登（Hilden）的威赫姆·法布里（WilhelmFabry或FabriciusHildanus，–）有“德国的安布鲁瓦兹·巴累”之名，也十分重视病理解剖学。他对常规解剖学颇有研究（甚至建议牧师和律师学习解剖学，以便在刑讯罪犯时采用更加灵活有效的手段），留下了有关先天异常的详细记录与绘图。他收集了许多表现骨折愈合的骨头，值得 十六世纪，人们总体上已经广泛认识到各种疾病在身体实质部位的定位，但有关疾病根源的理论停滞不前，就和现在一样。伽林的体液和灵气病理学仍然盛行，少有人敢于脱离他那些信心十足的言论。少数勇敢的革新者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但基本上都比原来的更加虚无缥缈，比如巴拉赛尔苏斯（Paracelsus，–），年他在巴塞尔公开烧毁了伽林和阿维森纳的作品。这位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医学改革家喜好争论，但思想独立，他有占星术背景，将病因理论建立在一种神秘主义的活力的基础上，认为疾病受一系列“统一体（entia）”的主宰。但另一方面，关于结石和痛风沉积物的形成，他提出了沉淀的设想，这一概念为现代化学病理学埋下了伏笔，他也是第一个将呆小症与地方性甲状腺肿联系在一起的人。
巴拉赛尔苏斯的信徒、比利时神秘主义者冯·海尔蒙特（vanHelmont，–）是现代生物化学的又一先驱。他建立了一套现在看来十分荒诞的生理病理系统，对其坚信不疑且都付诸实践。正如约翰·罗伯克维兹（JohnLobkowiz）所说：“海尔蒙特敬业、博学又有名气，是伽林和亚里士多德的死对头。在他的治疗下，病人从来不会长时间地受折磨，只需两三天，要么死亡要么痊愈。”年海尔蒙特生了一场重病，他成功拯救了自己——如果他本人的陈述可信的话——通过接连摄入牡鹿的生殖器官碎屑、少量山羊血，和以螃蟹眼睛熬制的尿液，这一精密的药理组合几乎赶超了阿拉伯人。
海尔蒙特一直活到了威廉·哈维（WilliamHarvey）的时代，却并未从后者的名作《论动物心脏与血液运动的解剖学研究》（Demotucordisetsanguinis）中受益。按照他的生理学理论，生命受主元气（Archaeus）与许多小元气（archaeus）调控，主元气存在于脾胃，小元气存在于其他器官。这些元气控制消化酵素的分布，主元气情绪爆发，就会扰乱酵素的正常分布，导致疾病。如果女性乳房受伤，冒犯了主元气，它一怒之下就会产生肿瘤。这种神秘主义的主元气显然就是黑胆汁的替代物，但我们不能忽略的是，海尔蒙特清晰地将癌症与其他损伤区别开来，在主元气概念衍生出的酵素领域，他也是一位伟大的实验者，为现代生理学的奠定了部分基础。组织的自溶或自我消化为病理损伤中退行性病变的现代理解作出了铺垫，因此化学病理学发展史中应当有海尔蒙特的荣誉之席。
总的来说，这段时期虽然出现了维萨里和众多解剖病理学家，但医学理论的权威仍掌握在伽林手中。事实上，由于维萨里和其他人在某些领域多次支持伽林的学说，这位帕加蒙大师对病理学理论的统治甚至更加牢固，直到哈维带来新的突破。
《病理学史》连载——序
《病理学史》连载——前言
《病理学史》连载——古典时期的病理学
《病理学史》连载——伽林与中世纪
优秀病例，精彩点评，交流讨论
尽在病理沙龙
病理人才汇：为你寻找最适合的工作
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北京比较好的白癜风医院北京白癜风康复中心- 上一篇文章： 6月28日下午专场精彩报告
- 下一篇文章： 自发性脑出血诊疗指南AHAASA20
